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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这一承载着管理层殷切期望的特殊制度设计，在其酝酿过程中就一直牵动着众人的视线月初，在论及此事时，证监会主席曾言，“我们也深知这些有利于资本市场长远发展的工作，短期内不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些工作必须做，压力再大，也要坚持”。此言不虚。目前，在“券商谢幕，政府埋单”的行政关闭模式面临着可持续性和合法性双重责难的情形下，这一以券商退市成本市场化为目标的制度建设，实为功在千秋之举。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国际层面，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地区）的证券经纪商频频破产、倒闭，投资者保证金损失惨重，信心遭受重创。为维持投资者信心、防止金融风险的传递和扩散，以重点保护中小投资者为宗旨的投资者赔偿基金制度，开始启动。而随着立法不断提速，相关制度设计日臻完善。比如，美国1970年通过《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并据此成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爱尔兰和澳大利亚也制定了类似法规。还有一些国家（地区）的相关制度则体现在综合性金融法案中。

　　“无心插柳柳成荫”。或许制度设计者当初也没有想到，投资者赔偿基金还能充当自律监管体系的补充。该基金的运作机构可对会员的财务状况实施监控；在对投资者赔偿后，还可取得对会员的代位索偿权，并参与其清算过程。如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经营范围就包括监测证券公司风险，参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并在证券公司被撤销、关闭和破产或被证监会采取行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债权人予以偿付；组织、参与被撤销、关闭或破产证券公司的清算工作等等。

　　尽管中国以美国为蓝本，但两者之差别依然显著：其一，为避免因票数相同而议而不决，董事会成员宜为奇数，美国的7人相对于中国的8人，或许是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当然，据称，按我国惯例，如果票数相同，董事长可多投一票。然而，从公司法理出发，董事长只是董事会召集人和法定代表人，其表决权重应与其他董事无异。或许，我国也应在公司法框架规定的5－19人中取一奇数。其二，美国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有社会公众代表，董事会主席这一要职更由社会公众代表担任。而我国目前未有此种安排，而清一色地出自政府监管部门。或许，从资本决定话语权的角度看，由于目前公司资本金完全出自政府，这一安排并无不当。但随着以后会员缴费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或许还要为业界留下一定的董事席位。同时，为增强公司运作的独立性，避免其因与政府亲缘过密而滋生寻租和依赖政府心理，还应以适时适度导入社会公众代表为妥。

　　如澳大利亚1987年建立国家担保基金时，资产规模仅为6040万澳元。而随着投资收益的增加，截至2004年12月底，该基金的资产价值约为2.14亿澳元。其三为借款。许多国家规定赔偿基金有权向政府、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并用将来会员缴纳的会费来偿还。如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有权向美国财政部申请额度高达10亿美元的借款，然后再出借给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以济急需。其四为罚金。违规的会员将受到罚金处罚，罚金归入赔偿基金。例如，法国投资者赔偿计划就规定，违规的投资公司将向基金支付罚金，罚金归入赔偿基金之中。其五为官方拨款。例如荷兰投资者赔偿计划的成立，就是得益于金融监管部门提供的初期资金。

　　我国投资保护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来自官方拨款，为63亿元。拟定之中《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规定，注册资金全部来自财政部储存的历年认购新股冻结资金利差余额。早在2000年4月，证监会、财政部推出证券交易所风险基金和证券结算风险基金时，已一次性提取了当时新股申购冻结资金利差账面余额的45％，金额高达数十亿元。此外，今年7月，尚在襁褓之中的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即已获得央行一笔10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再贷款。

　　总体而言，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不但要在资金筹措、运营、赔付等层面细为设计技术规则，而且还必须克服体制性缺陷带来的诸多困扰。例如，这一高管完全来自监管部门的公司，如何确保不会“以权谋公”——利用极易获得的内幕信息为公司盈利？果如此，将破坏公平的市场环境。又如，虽然目前公司的注册资金和启动资金由国家提供，但日后券商交纳会费势不可免，在目前对券商的经营管理、内控机制进行计量化评估的体系极为孱弱的情形下来确定其应缴纳的会费数额，这一拥有“准行政权”的公司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寻租压力。或许，这也正是尚主席称这项制度“压力大”的题中之义。（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