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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南方”一般指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覆盖面积很广，尽管其收入水平普遍不高，但却是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当前，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挑战，其中不少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有许多国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真正实现经济富强的国家只是少数，而全球南方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最新前沿。这些挑战长期而严峻既是全球南方国家长期面临的挑战，也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除此之外，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在为世界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目前尚不能确定，新的技术革命将会扩大还是缩小全球南北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国际贸易为例，传统上，各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依据比较优势总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比如，随着劳动成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断迁移，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再到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未来可能继续转移到其他国家，使其获得发展机会。这样就形成了所谓“雁型发展模式”，随着先进国家成本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更替与转移，不同国家之间构成梯度发展状态。

　　当前世界经济再次面临出现群龙无首状态的风险。过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对国际劳动分工的参与，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找到了机会，而美国是全球化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全球化令美国获益巨大，也令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了发展的机会。然而，现在情况可能逆转，因为在全球公共品提供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国开始“退群”。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将由谁来维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深思。

　　相比之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一些政策措施经常受到一些经济学者的批评，核心争议在于政府是否干预过多。这一争议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其他成功的东亚经济中也同样存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们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提出了各自的阐述，在思路上却并未采用“华盛顿共识”，而是双轨制改革。这些分析的角度各不相同，观点也不尽一致，相互之间还经常出现分歧甚至争论。如果把这些学术思想放在一个“市场与政府结合”的分析框架里，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的元素。比如，林毅夫教授主张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认为应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要素禀赋制定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实际上也是明确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他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进一步明确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简单地概括，就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政府有为，不只是体现在改革策略上，也应该体现在发展政策上。

　　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中国可以做一些新思考，定位也可以做一些调整。传统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被理解为提供融资和基础设施支持，这些举措确实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考虑其他可能的举措，比如我曾提出的“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需要进行绿色能源转型，但他们在资金、技术和产品方面存在短板。中国可以考虑自主或与有共同兴趣且有能力的国家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推进绿色能源转型。